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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天涛:公司社会责任究竟意味着什么?
2019年10月07日 20:25 来源:《清华法学》2019年第5期 作者:施天涛 字号

内容摘要: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公司社会责任思潮和实践几乎横贯了一个世纪,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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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或者称为企业社会责任(enterpri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SR),滥觞于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公司社会责任思潮和实践几乎横贯了一个世纪,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效应。

  公司社会责任是一个多维度的话题,其本身包含了政治、经济、管理、伦理、文化和法律等多方面含义。即便就其法律意义而言,公司社会责任也几乎涉及整个法律体系,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将“公司社会责任”理解为“公司法上的社会责任”,其与环境法、劳动法、合同法、侵权法、产品责任法等可能具有更加密切的关系。

  本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考察限定于公司法范畴内,并在此语境下关注公司法自身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包括如何理解和执行公司法上的社会责任。

  传统公司法建立起来的基本原则是,公司董事、高管在法律上仅对股东承担受信义务(fiduciary duties)。这种义务体现为董事、高管仅对股东利益最大化(maximization of shareholder' sprofits)负责,即所谓的“股东至上原则”(shareholder primacy principle)。后来的法律有所收敛,表述上不再那么赤裸裸,而是将这种受信义务表述为“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for the best interest of corporation),但解释上依然将“公司”与“股东全体”(the shareholders as awhole)相等同。公司法的受信义务制度就是以此定位而设计的,其他非股东成员并不是受信义务负责的对象。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至19世纪20、30年代,美国企业率先完成了股东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相分离的革命性变化,进入了所谓的“管理革命”(managerial revolution)时代。这一经济巨变导致公司权力膨胀,公司的权力转移并集中在管理者手中。公司股份持有非常分散,呈现原子化状态。同时,由于集体行动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股东无力采取行动行使权利。这就出现了权利虚空。哥伦比亚大学Berle教授担忧,股东权利可能会被忽视或者会受到侵害。如何填补这一虚空呢?Berle提出应当强化管理者的责任,要求董事、经理对其股东承担像信托受托人那样的受信义务。

  针对同一现象,哈佛大学Dodd教授则认为,公司对社会支配力量的增强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正好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实施提供了契机,管理者应该对社会其他利益集团承担义务。由此可见,第一个真正提出并主张公司社会责任的是Dodd教授。至于后来二位教授立场的相对转换则可看做是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随着公司的巨大成功,公司对经济和社会的支配使其获得了不相称的政治影响。这些巨型公司享有寡头经济权力,高度垄断和管制市场,决定产品的生产和价格,导致市场缺乏自由竞争。这些巨无霸公司被指称为“准政治机构”(quasi-political institution)或“经济政府”(economic government)。因而,改革家们呼吁要对美国公司制度进行检讨,促使大型公众公司和企业家不仅对股东,而且对社会整体承担责任。他们建议政府应对大型公众公司进行干预,解决公司行动带来的社会、环境、工人等问题,包括所谓的“城市病”(the urban ills)、对越战的反思,其中掺杂着女权主义、学生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等。

  这种观点几乎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并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呼应。一些企业家以改革家自居,认为企业不应再以赚钱为荣,他们视自己为“服务于公众的伟大恩主”(a great benefactor to serve the public)。一时间,公司社会责任这一话题倍受青睐,成为了改革家的标签。

  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法律界掀起了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法律改革运动。其中影响较大的实践运动有:“股东提案与Campaign GM”“公共利益董事与联邦特许干预”(public-interest directors and the federal chartering solution)以及“利益相关者法律”(other constituency statutes)、“公司善治运动”(corporate good governance movement)、公司社区模式(communitarian model)的推行、公司社会问责与披露(social accounting and disclosure)。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讨论一直热情不减,几乎每隔20年就要轮回一次。但是,许多讨论始终停留在政治呐喊和社会关怀,其改革建议过于激进,政治倾向非常强烈,很少获得立法和司法的认同。究其原因可能有二:

  第一,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证成方法基本上都是基于政治或社会角度,他们试图超越法律(beyond law)、超越利润(beyond profit),从道义上要求管理者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去实现社会责任理想。缺少真正的法理正当性(legitimacy)证明。即便是90年代出现的“进步公司法”(Progressive Corporate Law)理论,还是延续了自Berle以来的公司“政治体”(politic entity)定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理论限缩了社会责任的对象范围,将公司视为一个“社区或共同体”(community),由股东、董事、管理者、雇员、客户构成,并对组成这一共同体的成员承担责任。他们呼吁改革公司法以应对社会责任。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的“社会问责与社会披露”理论虽然具有较大的可执行性,但就为公司社会责任提供基本理论支持而言,亦未能做到正面突破与阐释。

  第二,自由主义经济法律学者强烈地反击。Friedman教授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将导致在资源配置上最终由政治机制代替市场机制,从而产生经济无效率和不道德(economic inefficiency and immorality),他坚定地认为,企业的天职就是做生意和赚钱(Business' s job is business and profits)。

  20世纪80年代的“企业契约理论”(Contract Theory of the Firm)对公司社会责任改革来说是致命的。该理论将企业界定为各种成员之间的“契约群”(nexus of contracts),股东、雇员和管理者各自对企业投入产品,并由一系列单独合同联结,约定各自权利义务。法经济学家主张依靠市场力量而不是更多的政府干预,立法机构和法院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才干预,如填补漏洞、解释法律。在此意义上,公司法不应该是强制法,仅仅是一套“缺省规则”(default rules),其唯一功能就是提供标准合同模板,替代当事人谈判,降低交易成本。当事人自由决定合同条款,即使公司法上的受信义务也可以改变或者排除。此外,Fischel教授从实证分析角度认为,对公司治理问题的指责缺乏真凭实据,未能证明现实公司治理如何妨碍和侵害了社会整体利益。如环境污染是个常见话题,向河流倾倒污水,侵害社会公众;采用高端技术,则将成本转移给消费者。但是,倒与不倒是个道德问题,与公司治理无关。

  其实,公司契约理论从根本上摧毁了“股东唯一”原则,本来可以为保护非股东成员利益提供理论基础和正当性支持,但大多数契约主义者都虔诚地相信公司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这对公司社会责任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由此可见,公司社会责任改革一直未能为公司社会责任提供正当性法理支持。加之随着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法律环境的改善,所有的努力随着“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和法经济学的冲击黯然失色了。一切又回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价值观。这一尴尬局面直到“公司团队理论”(Team Production Theory)的出现才有所改观。

  公司团队理论认为,公司法的理论基于经济学的“团队生产”(team production),即物品的生产要求不同群体的协作努力。公司就是这样的“生产团队”(production team),其成员包括管理者、股民、雇员等。这些“团队成员”(team members)将控制权让渡给“调停机构”(mediating hierarch),董事会就是这种调停机构。他们认为股东至上是错误的法律命题,董事会已经不再是为股东追求最大化利益,而是平衡团队成员各方需求的机构,董事是公司的受托人,不是股东的代理人。他们同样认可公司内部权力冲突是一种政治模式,董事会作为“调停机构”分配公司利益的过程被视为一种政治程序,公司利益的分配取决于各方的“谈判能力”(negotiating power),股东力量最大,他有“退场权”(the power to walk)。

  团队生产理论为公司社会责任改革的正当性提供了基础法理支持,较之于先前的解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该理论不仅开启了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新的路径,而且提出了新的公司法理论。

  大法官霍尔姆斯曾说过:“一页历史顶得上一筐逻辑”(A page of history is worth of a volume of logic)。以上简要的历史回顾试图揭示出如下几个方面的意思:

  第一,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命题基本上是成立的,并非一个虚伪的命题。公司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创造了无限辉煌,促进了社会进步。但是,公司同样也制造了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因而,公司应当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主要归功于早期改革家的论证。

  第二,与20世纪70年代前相比,后期的公司社会责任改革实践更接地气,如“社会问责与披露”“利益相关者法律”“公司善治运动”,公司社会责任逐渐得到了一定的贯彻落实。

  第三,公司社会责任有了一定的法理正当性支持。其中“公司团队生产理论”的贡献最大;“公司社会问责与社会披露理论”另辟蹊径,具有实际的操作性;“进步公司法理论”与“利益相关者法律”接近,也不完全排斥“公司契约理论”。此外,后文将要提到的“公司公民理论”(Corporate Citizenship Theory)对于公司社会责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和运动确实对现代公司法发生了影响,并将其写进了示范法或实在法之中。司法实践也在逐渐突破股东利益至上的传统经典判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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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施天涛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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